“李排长，你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喜欢我姐？”

杨宝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，把我吓得一激灵，手里的钢笔差点掉地上。

我抬头瞪了他一眼：“你小子胡说什么呢！再乱讲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他嘿嘿一笑，像是看出了点什么，又挑挑眉：“我姐可说了，她觉得你挺好的，问你有没有对象呢。”

“闭嘴！”

我脸一热，把文件一合，朝他摆摆手，“赶紧滚，别在这儿胡扯！”

可谁知道，这小子的话像根针一样扎进了我心里，接下来的日子竟让我有点心神不宁。

1985年，我35岁，已经当了7年的排长。

那会儿在黑龙江的部队，冬天冷得厉害，雪一场接一场，冻得人耳朵发麻。

部队的日子单调枯燥，白天训练，晚上开会，时间久了，谁心里不盼点别的？可我这人，规规矩矩惯了，连句玩笑都不敢多接，别说谈感情了。

但偏偏，这一年出了点事，让我的心乱了。

12月初，杨宝柱递给我一份探亲申请，说他姐姐杨秀梅要来部队看他。

我一听就乐了：“行啊，让你姐来，咱们排一定好好招待！”

心里也替这小子高兴，毕竟他是四川人，家离部队远，平时回趟家不容易，姐姐能来看看，也是件好事。

没几天，杨秀梅来了。

她到的那天，天刚下过一场雪，地上白茫茫的，冷风割着脸疼。我接到她的时候，她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棉大衣，围着一条红围巾，脸冻得通红，但笑得特别灿烂：“李排长，麻烦您了，我弟弟总说您对他特别好。”

我看着她，心里有点意外。

她比我想象中年轻不少，大概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长得清秀利落，眉眼间透着一股干净劲儿，说话也很爽快，带着四川口音，听着让人觉得亲切。

那天我带着她在连队转了转，又安排她住进了军属招待所，一切都很妥当。杨宝柱见了姐姐，高兴得像个孩子，一口一个“姐”，喊得特别亲。

看着他们姐弟俩有说有笑，我心里竟有些说不出的羡慕。

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从那天起，杨秀梅似乎对我格外上心。

她会主动问我：“李排长，这边的冬天冷，您平时吃得惯吗？”

有时候还给我送一些自家带来的腊肉、腊肠，说是四川的特产，让我尝尝。

我推辞不过，只能收下，但心里却没多想，只觉得她是性格热情。

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杨宝柱突然跑来对我说：“排长，我姐问你有没有对象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随口回了句：“说什么呢！她问这干嘛？”

杨宝柱嘿嘿一笑：“我姐说，像您这样的好人，不该还单着。”

这话让我心里猛地一沉，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住。

说实话，我对杨秀梅印象很好，她性格大方，说话带点俏皮劲儿，和我平时接触的兵家属不太一样。但她比我小整整10岁，我当时心里就觉得这事儿不可能，年龄差这么大，怎么凑得上？

可奇怪的是，自打杨秀梅来了之后，我总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。那是一种让我说不上来的感觉，有点直白，又有点藏着掖着的意思。

这一来二去，我开始有点刻意躲着她了，总觉得再不避开点，可能就会生出什么误会。

可事情偏偏不如我想的简单。

12月17日，是杨秀梅他们回四川的日子。临走前，她托杨宝柱给我带话，说希望以后还能见到我。

我听了，只能敷衍一句：“有机会的话肯定能见。”

可谁知道，半年后，杨宝柱突然塞给我一封信，说是他姐写的。

信里写得很含蓄，但我能看出杨秀梅的心意。她说：“李排长，我知道我们可能不合适，但我还是想试着和你多聊聊，看能不能交个朋友。”

我看着信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如果说之前我只是有点动心，这封信让我彻底陷进去了。但理智告诉我，不行，这事儿不能继续发展下去。

于是，我写了回信，委婉地表示我们年龄差太大，还是不要再联系了。

信寄出去后，我心里空落落的，但又觉得这是对她负责。

结果没过几天，杨宝柱又跑来找我，满脸通红地说：“排长，我姐说她会等您。”

我听完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。

转眼到了1986年5月，我即将转业。

就在最后一天训练结束后，我正收拾东西，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：“李排长，有人找你！”

我出去一看，竟然是杨秀梅。

她站在阳光里，穿着一件素色的棉袄，脸上挂着笑：“李排长，我是来送你的。”

那一刻，我愣住了，所有想说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。

她看着我，迟疑了一下，轻声说：“我知道你要转业了，所以想最后再见见你。不管以后怎么样，我都希望你过得好。”

刹那间，我心里所有的纠结、不安都烟消云散。我突然明白了，不是年龄，也不是身份，而是我一直在逃避自己的感情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郑重地对她说：“杨秀梅，如果你愿意等我，我也愿意试试。”

她没说话，只是笑了，眼里却透着泪光。

后来，我转业到了地方工作，而杨秀梅也真的等了我一年。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，并在1987年结婚。

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，我总觉得像是一场奇妙的缘分。如果不是杨秀梅的坚持，我可能会错过一生的幸福。而这一切，还得感谢杨宝柱那个促成我们的小舅子。

有时候，缘分真的妙不可言，兜兜转转，终究没有错过。